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（港大ICB）2023年秋季校内工作坊院长刘宁荣教授致辞

刘宁荣教授 Prof. N.R. Liu

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

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（HKU ICB）创始院长

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到后新冠“半球化” 不容乐观的未来

核心观点：

1、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，那个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。

2、假如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，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“共荣”和“共融”的时代，一个是繁荣的“荣”，另一个是融合的“融”。

3、假如说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延续了30年，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，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也要经历30年，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。

4、首先，面对困境，透明度特别重要。其次，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？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，需要提高安全系数。第三，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，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，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。

5、在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，中国的市场很重要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。

6、今天在美国谁都怕碰中国，谁碰中国谁倒霉，这不是玩笑话，这是今日的现实。

7、面对今天巨大的变化，我们必须防止美国人、西方人对中国关上大门。中国未来能否与世界强国竞争，关键在于创新力，而创新离不开与世界的链接。

8、今天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，我之所以把它称为“半球化”，是因为“半球化”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价值为主导，也就是你和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。

9、与科技冷战相比，我相信大家更关注一个问题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不会遇到战争？我也有个大胆的预测：战争不会发生。

10、战争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，在后新冠“半球化”时代，即便世界陷入了对抗与竞争，大家都应该把精力放在创新与发展上，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危机与困境出力，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

11、但我们也都不要忘记，世界已经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步入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时代，中美的竞争与对抗，地缘政治的风险都在加剧，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并不乐观的前景。

早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。今天是校内工作坊的第二天，经过昨天一整天的校内徒步和校外考察，大家可能对香港大学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可能是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（港大ICB）办学以来，第一次在陆佑堂举办开学典礼。

在陆佑堂见证香港大学的历史

陆佑堂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大家从正门进入时，如果留心，会发现左右各有一块石碑。左边的石碑是1910年香港大学奠基时所立，右边的石碑是1912年这座建筑竣工时所立。

当年，陆佑堂的建设需要25万元，一位富商么地爵士捐赠了15万。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对在香港或亚洲设立大学并不热心，然而迫于各种压力，最终同意设立香港大学，但缺乏资金，港英政府于是向在香港经商的太古集团、怡和集团、汇丰集团等机构发出捐款呼吁，首先响应的是在香港做生意的印度人么地，他捐赠了15万元。广东、华南的很多商人也纷纷捐款。

我们所在的这个礼堂为什么叫陆佑堂？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陆佑在港大的创建中捐了款，而且后来在港大发生财政危机时鼎力相助，因此这个礼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。今天大家脚下的这个地方也有丰富的历史。日本人侵略香港后，这里被当作临时医院；在新冠疫情期间，这里也向社会开放成为疫苗接种中心之一；如果你们看过电影《色戒》，其中一个场景的拍摄地点就在这座大楼。

香港大学的建设与庚子赔款也有关联。正如大家所知，清华大学是由美国的庚子赔款建造的，后来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，又在新竹新建了清华大学，也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造的。

美国人当年为什么会退还这笔庚子赔款？其中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人物，就是时任清朝驻华盛顿公使梁诚。清政府给列强支付赔款的时候，起初以白银支付，后来西方列强表示不要白银，因为黄金更有价值，当时的清朝没有足够的黄金，梁诚在华盛顿和美国交涉，美国国务卿John Milton Hay（约翰·米尔顿·海伊）承认赔款太多，这句话立刻被梁诚抓住，他婉劝美国退款。当时在美国内部也有声音觉得庚子赔款赔太多，应该退还给中国。

庚子赔款与中国之前和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有很大的不同，是根据西方列强在中国损失的财物及死伤的人员计算赔款，数目被夸大了，沙俄得到的庚子赔款最多。至于这份赔款要怎么退还，有人说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最好。在美国的带动之下，除了日本，其它各国基本上都退了款。当时，英国想将其中一部分退款用在香港大学的建设上，这个法案也通过了，但最后由于战争的影响，香港大学获得的资金并不多。

讲起庚子赔款，我想起自己在2020年4月份疫情期间写的一篇文章。当时我想表达的是，全世界不少国家，包括美国在内，面对疫情的时候都在谴责中国，甚至要求中国赔偿。那时候我就提醒大家必须警惕，中国会否再次面对“庚子危机”。

我的这篇文章可能创造了我的个人记录，有超过1000万人阅读。我曾提到，疫情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世界与疫情之前可能完全不一样。疫情之前，也就是2019年之前，中国人在全世界可以说走到哪里都受欢迎，因为你代表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，当他们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，就知道你的钱包是鼓鼓的，他们都想见到你。疫情结束的时候，中国人将会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一个对中国人抱有敌意的世界。这个预测也是不幸而言中。

全球步入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新时代

首先说明一下，我的演讲都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“主题演讲”的说法不合适，“欢迎词”一个小时又太长，更多的是一种分享。

如果一定要给今天的分享定一个主题的话，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：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到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时代。

在座的各位因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原因、不同的目标来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，开启一次学习旅程，但你们当中也有人可能会发问，觉得在这样一个痛苦的、甚至是挫折的，且令大家感到彷徨的时代，返回校园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即便你在职场上或者在商场上面对众多的痛苦、挫折，来到这里，当你看到周围的400多位同学，你能够从他人身上感受到他的彷徨，学习到他思考走出彷徨的路径，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平台。ICB凝聚着一批来自不同行业、不同专业的管理者，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时刻，帮助大家找到答案。

我们正处在“后新冠时代”。“后新冠时代”可以追溯到2019年底，那是新冠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时刻。“后冷战时代”，一个真正支撑我们过去30年发展的全球化时代，则始于1989年底的柏林墙倒塌。我在1990年踏上柏林这座城市，看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后，东德人以及整个东欧对未来的向往。中国人也一样，1991年底苏联解体，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来到深圳，面对全球巨变，他告诉大家：改革是唯一的出路，发展是硬道理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们走上了全球罕见的30年快速发展时期，那个时代叫“后冷战时代”。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，那个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。

相信在座各位都比我年轻很多。对于我这个时代的人而言，我们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。没有改革开放，我就走不出自己的家乡；没有改革开放，我也走不出中国到海外留学。今天面对全球化受阻的时候，我内心五味杂陈，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代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

假如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，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“共荣”和“共融”的时代，一个是繁荣的“荣”，另一个是融合的“融”。那时我们虽然贫穷，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会更好。所以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，中国每一天都留下了向前走的足迹。后新冠时代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假如说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延续了30年，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，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也要经历30年，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。

大家对后新冠时代的困境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，我们该往哪里走？经济会不会好转？最新的消息是我们连就业相关的数据都暂时不公布了。未来的三年，我们要面对的困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，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也要提醒自己，为什么今天会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形？

首先，面对困境，透明度特别重要。我们都有隐私，但透明度很重要，它可以获取别人信任，也能够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。最近有一位英国教授在ICB讲学，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几乎年年到中国。他看到中国停止公布就业人数的时候，英国当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新闻，大家都震惊了，为什么之前一直在公布这组数字，忽然间不公布了？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糟糕透顶了，这只能打击全球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。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，更加重要。你们有信心的时候，你们一定愿意花钱，一定愿意投资，所以透明度极其重要，远远超过什么31条、62条或93条。

其次，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？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，需要提高安全系数。我们知道现在医疗反腐开展得轰轰烈烈，据说全国共超过180位院长和医生都被查了。我们都非常清楚医疗腐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解决这些问题是否靠运动式的方法？我们不需要潜规则，但需要更多的明规则，合理合法做事，犯法的事出现一起，处理一起。有了法律的保障，犯法的人不用等到运动来的时候才被绳之以法；守规矩的人，知道我投资这个厂的钱是我用血汗换来的，即便今后变成100亿、200亿，这也是我的资产，不是任何别人的资产。我不用担心今天投资，赚回来的钱明天可能会消失，甚至不明不白地锒铛入狱。一个社会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，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规则在哪里，法律的保障在哪里。

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法律制度。《国家安全法》已经实行了两年多，西方又一次在唱衰香港，香港的司法独立能否保持至关重要。举个例子，2019年的暴力事件中，有一首所谓的香港国歌，叫做《荣耀归于香港》，政府试图禁止它，但是法院裁定政府失败。法官的这个裁决，政府可以继续上诉，证明它违反了国安法。在全世界对香港的未来产生怀疑时，这个裁决的意义其实凸显了香港司法独立。

图：香港终审法院

透明度很重要，信心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创建一套能够保障国家长久发展的法律法规，基本的国策和政策不能随意变动。不能今天需要你的时候，拍拍你、摸摸你，说什么“中国离不开民营企业家”；明天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打你两巴掌，这样不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。

第三，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，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，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。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去改变的话，类似的循环在5年或10年之后还会再发生，这也就是我们说的“深水区改革”，虽然痛苦，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。

过去几年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如今正影响着大家，甚至是经济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。未来的3年、5年甚至更长时间，我们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过去的20多年间，中国最大的财富来自于房地产，不少人一直在警告房地产盛宴迟早会结束。大家知道2008-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是美国的房地产危机。中国也一样，当然我们政府也知道，早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，当这场房地产盛宴落幕后，未来我们必须思考新的发展路径在哪里。

中国的发展堪称奇迹。在2023年春季的校内工作坊我就说过，这个奇迹只发生在中国，这归功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，不能被看低，哪怕这一成功是依靠复制，跟随别人的脚步往前走。今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，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，都是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再走一遍。环境污染，伦敦、洛杉矶都走过。北京的雾霾，当然现在已经解决了，当年西方国家也是这样。1990年我在旧金山下飞机时，震惊于目睹的场景。美国高速公路发达，车非常多，一人一辆车，那时我觉得美国人实在太浪费了，现在我们也一样。通过发达国家走过的路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，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危机，尽管与美国的情况不同，但对经济、市场和民生的冲击都是一样的。

过去40年的发展，中国基本上依靠复制他人，沿着他人走过的路往前走。未来之路离不开“创新”二字。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经济总量、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决定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复制别人的老路了，必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。

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引起全球的瞩目，靠的就是创新。宁德时代现在要与福特合作在底特律办厂，政府也会问询技术含量到底有多高，不要把技术转移给美国人，所有国家都一样，美国人防范我们，我们也需要防范美国。今天比亚迪要到巴西、印尼办厂，我就想起了日本，因为全球都在说中国已经像日本一样，西方媒体上的文章几乎都在谈同样的问题：中国会步日本之后尘，陷入衰退。但是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，日本的企业在海外运作是成功的，也获得可观的利润和回报。

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，原因不言而喻。内部的消费无法带动经济，出口与外贸受到冲击，大家都知道打开海外市场极其重要。比亚迪如果到印尼、巴西投资办厂，将带动整个行业到海外发展。在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，中国的市场很重要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离开了外循环，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，这是中国的企业，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在后新冠“半球化”时代展示创新的力量

接下来要讲的话题，在我的新书《一球两制：半球化，半脱钩与半冷战》也有提及，就是在全球、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存在极大敌意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独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走出国门。只有走出国门，才能够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国人拥有无限的创新能力，我们中国人能够继续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在过去20年里，全球经济35%以上的增量都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，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？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走出国门的时候，民营经济所发挥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国营经济。去年上海封城之后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在文中大胆预测：上海封城将是压垮后冷战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以此重新洗牌。一语成谶。

今天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险的国际局势。关于这个预判，我去年也写了一篇文章，文中提到现在的中国不是70年代末，那是全球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翘首以盼中国打开国门的时代。去年我曾警示：中国必须要警惕西方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。

西方目前有没有关上大门？举个例子，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（港大ICB）有一个来自杭州的学生，他很早就将儿子送到约旦的一家美国国际学校学习，今年考中了美国一所大学的AI专业，但是拿不到签证，最后只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中国人要在美国学校学习尖端技术，已经变得异常困难。

现在的中国企业家去到美国，与2019年前相比，面对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象。疫情之前不论到访Intel，还是Microsoft，他们的高管不仅请你看球、听音乐会，还会请你到家里，当作好友来接待。